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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pk拾:我和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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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組織上安排我到江蘇省淮安市(現淮安市淮安區)檢察院工作,我的檢察生涯第一站從起訴科開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結識了起訴科的兩位「老檢察」。

這兩位「老檢察」,一位是當時任起訴科科長的楊少朋,另一位是檢察官謝庭桂。院里人都說這二人一個是「針尖」,一個是「麥芒」,性格耿直,遇事不拐彎。可我卻覺得他們可親、可敬、可愛,他們那種認真細緻的工作作風和長於思考與論辯的工作方式直到現在還影響着我,他們身上那種敢於「碰硬」,敢於「較真」的精神,更是至今激勵着我。

二人都是在部隊提干後轉業到地方,1978年檢察院重建時,抱着對檢察事業的熱望,放棄原本優越的工作崗位,抽調到檢察院。

老楊進檢察院之後,一直從事檢察業務工作,后又考中北京大學法律系,脫產學習二年,法律功底深厚,辦案經驗豐富,做事認真嚴謹,不管什麼事都喜歡分得清清楚楚,特喜與人「爭論」,且非辯出個結果不可,在他眼裡,作為社會科學的法律與數、理、化是一樣的,對與錯界限分明,沒有「和稀泥」的空間。因此,老楊主持討論案件時常鼓勵大家暢所欲言,自己也常與人爭得面紅耳赤,當然爭論最多的便是與老謝,有時甚至不歡而散,但第二天,他一定找到一大摞「依據」再來論理,直到大家心悅誠服為止。

有人說老楊一生就落下兩個字「認真」,確實如此,連閑暇時打牌也不例外。老楊牌技好,又認真,也看重結果,可與他打對門就慘了,稍有不慎出錯牌,他會反覆「論證」錯在何處,已產生哪些惡果,還要再抱怨批評,年輕同志都嚇得不敢和他打牌,「迫不得已」與他對門時,也是「相當」認真,連大氣都不敢出,生怕出錯牌挨批評。

再說老謝,他是部隊營教導員出身,文化理論功底較好,外加勤奮刻苦,進檢察院后,憑着一股鑽勁,猛「啃」法律書本,很快成為辦案的行家裡手。老謝沒有其他嗜好,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閑暇時就喜歡看書讀報。沒有誰能想到,老謝退休時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他進檢察院以來個人所經辦的所有案件的起訴書,沒事時就拿出來回味,琢磨看是否有需要借鑒和改進的地方。當時老謝個人出資購買了一本我院最權威、最全面的工具書——中華書局出版的法學大詞典,老謝非常珍惜這本書,平常「典」不離手,遇到問題稍有懷疑,便當場查閱,當場斧正。老謝為人耿直,辦案紮實,喜歡拷問、追問,更喜歡與人「較真」,眼裡揉不得「沙子」,心中存不下疑問。每與大家討論案件或探討問題時,老謝總是一絲不苟,引經據典,從不服輸,且常能自圓其說,自成一家。

由於二人具有共同的做事認真,敢於較真,勇於思考,喜歡爭論的特點,且又經常「狹路相逢」,大家便善意的用淮安方言稱呼老楊為「鐵頭犟」,老謝為「犟鐵頭」。

思想越想越深,真理越辯越明,在二人和而不同的「辯風」影響下,院里包括我在內的年輕幹警對辦案工作絲毫不敢鬆懈,在學習態度、工作思維、辦案作風上不自覺地向二人看齊。

我記得是1995年,科里討論一件盜竊案,犯罪嫌疑人盜竊行為和搶奪行為的數額均未達到犯罪起點,但兩者的數額之和剛好超過盜竊罪的標準,公安機關認為構成盜竊罪。討論時,老楊運用「舉輕以明重」的類推方法,論證兩種行為加起來造成的社會危害後果顯然重於盜竊一罪,他用刑法專家王作富教授觀點作為佐證,認為應定盜竊罪。而老謝用兩種違法行為相加不能升格為犯罪且於法無據的觀點進行反駁。分歧太大,又都言之鑿鑿,院領導最終決定,建議公安報勞教,后雙方皆服。

還有一次是單位犯罪起訴書製作中「被告」和「被告人」稱謂使用問題。1995年我院辦理首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涉案金額600餘萬元,涉案單位是某鄉供銷合作社。承辦人楊磊曾因此受到最高檢、最高法及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表彰。案件進展非常順利,但因單位犯罪是新生事物,最高檢也沒有專門規定,導致製作起訴書時發生嚴重分歧。老楊認為應用被告人,因為「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老謝則認為應用「被告」,理由是可和自然人相區別,且民事訴訟中皆用被告,雙方為此爭得不亦樂乎。最終起訴書出手時是用「被告單位」,恰恰契合了現在的起訴書製作要求。

起初院里有人擔心,他倆這樣「斗」下去會不會影響團結?但事實卻正相反,他們私交甚好,相互間常有走動。其實他們達成了樸素的不成文的共識,就是「對事不對人」,不因觀點相左或工作原因而影響私人感情,所以直到2002年,二人先後退休的時候,他們也從未為職級、待遇等個人問題紅過臉。

二人是淮安區檢察院恢復重建后第一批開拓者,他們用自己的「鑽研」和「較真」為檢察事業奉獻一生。也正是有了老楊、老謝為代表的這一批老檢察,讓這個最初只有7個人的小院逐步發展壯大,在40年後成長為全國先進基層檢察院。

(口述人系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檢察院原紀檢組長,現就職于淮安區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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